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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红流”狂潮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炮打响后，迅即升温。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八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100万红卫兵。于是，这股“红流”便以“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精神在各地大干起来。 他们照着北大聂元梓的样子“上揪下扫”，把领导干部说成是“黑帮分子”，把老教师说成是“反动学术权威”，把青年教师说成是“修正主义苗子”，采取揪斗、游街、关押、抄家、挂牌、殴打、戴高帽子，坐“喷气式”以及私设公堂，刑讯逼供等严重违法乱纪手段，残酷打击迫害干部、教师。 左娅在劫难逃，理所当然被揪出来，列入“牛鬼蛇神”行列。又有幸和老教师一道，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头衔，重点批斗。 就在这一年，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有人贴出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与此同时，各地也流传着类似的顺口溜：“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掘壁洞。”“老子革命儿造反，老子卖葱儿卖蒜。”其实，这只是极左路线阶级成分论的一个变种。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恶性膨胀成“红五类”（出身好的学生）歧视、污辱、任意殴打“黑七类”（出身不好的学生）的事件。 左娅的两个孩子未能幸免，“文革”以来，他们也多次“经风雨，见世面”了。 妈妈被押上台接受批斗时，台下“陪斗”的人群中便有这些从两三岁到十来岁的黑帮子女。寄放在奶奶家中的小佳佳，每次也由奶奶抱着夹杂在陪斗人群中。 左娅怕孩子不懂事，吃眼前亏，事先就悄悄叮嘱：“人家喊口号打倒妈妈时，你们一定也要举手跟着喊。” 一次，批斗会还没有结束，几个造反派突然把这些黑帮子女带走。 “到哪去？”奶奶拉住小佳佳不放。 “接受再教育！”造反派不耐烦地从奶奶手里一把拉过小佳佳便走了。 这是教学楼楼梯拐角处一间用作堆放杂物的黑房间。没有窗户，白天也必须开电灯。奶奶赶到时，门紧闭着，里面传出孩子隐隐的饮泣声。 奶奶不顾一切，撞开木门。昏暗的灯光下齐齐跪满一地黑帮子女，佳佳也跪在中间。一个造反派正在毛主席像前让孩子们向毛主席请罪。 奶奶气极了，把佳佳从地上拉起便和造反派吵起来。 “这些都是‘吃屎’的孩子，懂什么？你们年纪这么大了，也和‘吃屎’的孩子一样？” “叫小佳佳向毛主席请罪，毛主席说过这话吗？你们把《毛主席语录》翻给我看看，哪一条？！” 老奶奶仗着自己是“工人阶级”，根本不把造反派看在眼里，越说越气，越说嗓门越大。围观的人慢慢多起来。 把两个孩子领回家时，左娅也回来了。听说孩子受这委屈，紧紧搂着小佳佳，眼泪直掉，小佳佳不知发生什么事。也不懂什么叫“请罪”。在黑房子里叫她跪就跪，好象天底下叫她跪是很自然的事。小哥哥却抱着妈妈大声哭起来：“我妈妈是好人！我妈妈是好人！” 左娅眼泪再次流下来了，顾不上擦泪，慌忙把窗户关紧以防隔墙有耳。 小哥哥受的屈辱更多。走在学校操场上，冷不防就会飞来一块石头瓦片。“打倒小牛鬼蛇神”！ 左娅很难过，自己再受凌辱都可以忍受，孩子有什么罪呢。 左娅被隔离了，每天看不到孩子。吴台是又做爸爸，又做妈妈。两个孩子在外面受委屈，小哥哥经常会挺身而出的保护懵懂的小妹妹。 每次小哥哥在外冲突的时候，吴台为了怕孩子再受进一步的伤害，都赶快赔礼道歉的拉孩子回家关上门窗。不让孩子的诉苦声被别人听去，成为划不清界限的把柄。 另外也怕左娅想不开走向“意外”。 学校停课了。闹革命，教师集中学习，搞斗、批、改。每天早上八点是规定的批斗牛鬼蛇神时间。 有一次，造反派勒令左娅第二天要在大会上作重点检查，尽管每次重点检查都引发成为一次重点批斗，左娅还是想方设法地把检查写得合乎造反派胃口，对上口径。从半夜写到清晨，一看时间，糟了！只剩下半个小时，急急忙忙塞给孩子二两粮票，让自己去买个馍当早饭，便匆匆提起书包，朝学校方向快步走去。 刚出家属区大门不远，邻居马师傅骑着自行车正要上班，从后面赶了上来。 “左老师，今天怎么出门晚了，要迟到了，”马师傅老远就大声喊着：“快来，坐我后座，我带你！” “不行吧，我…”左娅知道自己身份“卑微”不敢连累别人。 “没事！坐上！” 不巧，在快到学校的地方，被学校一个老师撞见了。这是个被造反派依靠的积极分子。 “下来！牛鬼蛇神还有专车接送！”又扫了马师傅一眼：“和臭知识分子穿连裆裤！” 积极分子出言不逊。 马师傅是八级钳工，技术精湛，在厂里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备受尊敬的人物。就是那些闹腾得厉害的工人红卫兵见了他都恭恭敬敬，点头招呼，哪能忍受这般奚落。 “知识分子怎么样？知识分子要入你妈！”马师傅提高嗓门：“你是什么东西？老子是工人阶级，不信你造了两天反，就爬到老子头上来！” 在左娅面前张牙舞抓的积极分子不识时务，被马师傅镇住了，没有了脾气。噎在那里不敢出声。 左娅不想把事态扩大，主动上前向积极分子认错，劝说，让他下了台。 1967年3月7日，毛主席发表“三七指示”《人民日报》配合发表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指出：“复课闹革命，复的是毛泽东思想的课，上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课。”上课，就是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语录。” 对于免费串连在外的红卫兵，游兴正浓，连“最高指示”也不灵了，中小学“复课”进展缓慢。 但在为牛鬼蛇神办的“学习班”上，造反派却变着法子，把“三七指示”按照自己的意愿贯彻落实了。 “左娅，你把“老三篇”背出来”造反派指着左娅，让她站到台前来。 “背哪一篇？”左娅问。 “哪一篇都背” 左娅年轻，记性好，难不住。“老三篇”一篇连着一篇背下来了。 没有难倒左娅，造反派又出新招： “把毛主席语录第173页中间那一段背出来！” 左娅连忙翻开《毛主席语录》，想找到这一段内容是什么。 “滚出去！”造反派吼叫起来，站在门口慢慢找！” 等到左娅找到这段语录时，造反派又叫另一个牛鬼蛇神背“老三篇”了。左娅只得在门口站着，站着…… 在教室门口站了一下午的左娅，眼看早已过了下班时候，造反派已经换了班，学习毛著还没有中止的意思。 左娅想念在家里眼巴巴等妈妈回来的儿子，肚子早饿了，该做饭了，可妈妈却被关押在这里学毛著。 七点半，天黑下来了。造反派终于大发慈悲，急急忙忙赶到家门口，放牛鬼蛇神回家，左娅大吃一惊，孩子昏睡在大门外的台阶上。 邻居们七手八脚帮着把孩子抱回家中，一量体温，高烧42度。在门口昏睡已不知多长时间了。左娅埋怨自己，如果能早点回来，孩子或许不会病成这样。几个邻居忙着分头去借架子车，孩子必须马上送医院。 从西郊到西关儿童医院，漫长的大路在昏暗的灯光下向前延伸着，直到看不到头的黑洞洞的远方。架子车由好心的邻居拉着，左娅在车上铺一床薄棉被，孩子便由她搂抱着坐在车上，摇晃着急急赶路。 “都怪妈妈！都怪妈妈！”要是孩子被耽误了，有个三长两短……左娅的眼泪滴在孩子滚烫的小脸上。孩子仍昏迷不醒，一动不动。 在儿童医院急诊室，诊断结果很快出来了――猩红热。溶血性链球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要立即住进隔离病房。 半夜里，孩子睁开眼时，只见妈妈一个人陪坐在床前。 “妈，我要喝水。”孩子无力地说着。左娅拉起孩子伸出的发烫的小手，眼泪再次滴在孩子手上。从头天中午到现在，十几个小时过去，左娅滴水未进。 第二天清早，护士告诉左娅，孩子身上的皮疹，很快会变成细糠状小片片脱落下来，要立即送几件替换衣服。 看着高烧还没有退尽的孩子，左娅多么希望能在他身边多停留一会。她看出孩子的眼神中流露着多么殷切的对妈妈的依恋呵。可是，她必须马上回学校。等待着她的是又一输粗野的，没有人性的批斗。 回到学校坐下，左娅内心是多么盼望出差在外的吴台能帮帮她。 住在病房里的孩子已经第三天了。左娅天天牵挂着，不知现在怎样？烧退了没有？吃饭吃得怎样？小时侯，左娅偶尔害病，便搬到妈妈床上睡，看着妈妈进进出出，忙这忙那。吃饭时，妈妈总是端上亲自熬得粘糊糊的薄粥，一小碟切得薄薄的火腿片，左娅便满心舒畅，觉得生点病比不生病还舒服。然而，现在住在病房的孩子，发着烧，周围没有一个亲人，日子是怎么过的呢？” 然而，向造反派头头请假去医院探望孩子的请求，却不顺利。 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造反派头头，眯着眼睛，向前平视着，身体微微向后倾斜，也不知听了没有左娅的饿请求，半天半天不说一句话。 左娅尴尬地站着，不知该怎么办。 又不知过了多久，造反派头头才从牙缝里迸出一句： “下午上班前回来！” 左娅赶忙回家，拿上衣服，又买了一大袋糕点糖茶，赶到医院。迈进医院大门后，左娅脚步放慢了。她想象不来，一个重病住院的孩子，妈妈不在身边，三天三夜，现在见了她，会是什么情景。 轻轻推开病房门，左娅怔住了。 孩子正和同房的几个病友嬉闹着，从这张床蹦到那张床。护士不在，刚退烧不久的孩子们就大闹起天宫来。 见到左娅，孩子大叫一声，一下子扑到左娅怀里。带来的糖果糕点立即分给大家，一人一份。别的孩子家里来人带来好吃的东西也是这样，过起“共产主义”生活了。 学校放暑假了，老师不放假。在学校办学习班，搞斗批改。 星期天，左娅到奶奶家看佳佳。刚好马师傅也来串门。闲谈中问左娅： “给你们派工宣队了没有？” “听说要派，还没有来。” “我们厂正抽人，说是要到大学去领导斗批改呢！” “到大学去当领导？”奶奶不明白了。“你们厂能抽什么人到大学去当领导？” “什么人？工人呗！”马师傅笑笑。“听说咱们前排王师傅家那小子也抽上了。” “真的？”奶奶更不明白了。“那小子可是我们从小看大的。上小学时不好好念书留了一级，上初中时又留了一级。高中没有毕业，就接他爸班，当工人去了。幸亏厂里有这制度，老子提前退休可以让一个孩子顶替接班，要不，我看他连工人都当不上！这倒好，进大学没门的人倒要去领导大学，天底下哪有这等事？” 文化大革命以来，老奶奶看不惯，想不通的事太多，说起来便滔滔不绝，关不住闸。 “奶奶，你不知道，这工人阶级到大学，中学去领导斗批改是毛主席说的。”左娅给奶奶解释。“毛主席说学校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搞不好，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因为学校的干部，教师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聚成一堆，像粘上一样，不透气，不长庄稼。派工宣队去，就像掺沙子一样，掺进去之后，能透气了，才能把教育搞下去。” 马师傅说：“毛主席想的倒是不错。可是工厂舍得把像样一点的工人抽去当工宣队吗？工厂自己要“抓革命，促生产”，什么“抓革命，促生产？那是秀才在报纸上说的话！要把生产促上去，轮班工长不抓住技术好，责任心强的工人老抓革命，行吗？ 马师傅说得在行在理，头头是道。完了又重重加上一句：“到车间抽调工宣队，只能抽那些耍奸溜滑，不好好搞生产，文化大革命蹦得欢的人去当。什么“砂子”，我看是“渣子”！ 奶奶说：“那不把学校坑了。左老师，你说呢？” 左老师没有回答，也不好回答。 过不多久，王师傅把孩子被“轮换”调回来了。依旧神采飞扬，造反派脾气十足。对他的哥们吹牛：“大学教授这回我见多了，没什么了不起。工宣队对他们就像耍猴一样，咋说咋听，那些老家伙一个个服服帖贴。” 谈到一些现在已在大学教书的当年中学同学时，更是一脸卑弃神情：“哼！他们看不起我，背后叫我‘留级猴’，老子才看不起他们呢！‘留级猴’又怎么样？老子是工人阶级，你大学教师只得乖乖地跟我管！” 后来，马师傅从车间党总支书记那里得“官方”消息，原来这几个半路被“轮换”回来的工人，是因为大学里反映太大，呆不下去了。大学教师不但把他们叫成“留级猴”，一张署名“揭老底战斗队”的大字报还把他们小时侯旷课、逃学的丑事一椿椿揭出来，指名道姓，公之于众。 大学教职工中还悄悄地在底下互相传递一条写毛著新体会：“派工宣队是毛主席在新的历史时期搞的新‘痞子运动’”。说者有意，听者有心，心领神会，心照不宣。 1973年这一年过得很不平静。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怪潮迭起，地震频频。 先是八月份出了个高考交白卷的张铁生，尽管这个被《人民日报》和各地报刊大吹大擂为“反潮流英雄”的人物，后来不但上了大学，当上铁岭农学院的领导，还入了党，当上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但在人民心目中“白卷英雄”终不能成为人人效法的榜样。曲高和寡，不久就无人提及，影响不大。 到了年底，突然又冒出个黄帅，在《北京日报》，《人民日报》鼓动下，全国各地中小学迅即掀起一股“破师道尊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大潮。 黄帅是北京市海淀区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1973年在 接到市教育局通知安华中学工宣队立即召开会议，着重研究如何把这个政治运动扎扎实实搞出点名堂来。 工宣队长老金叹了口气，旧事重提，又想起几个月前张铁生事件给工宣队带来的难堪。“我们工宣队进校以来，领导斗批改，领导教育革命，哪件事情落在头？偏偏出来个张铁生，只有他看得清，反对旧高考制度，交了白卷，当上反潮流英雄！报纸上还说什么“高考制度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老子就是无产阶级，老子就在学校领导教育革命，怎么就不如这个张铁生？操他奶奶，咱们算是载到头了。这回要不好好搞出点名堂，我说大家干脆回家吃干饭！” 工宣队员七嘴八舌，一致认为必须找一个不但在全校，而且在全市也能站得住、叫得响的黄帅式反潮流人物。可是具体到哪班找哪个同学却卡了壳。 和班主任闹意见的学生也有。就是自身不硬。打架斗殴，在学生中没有威信。表现好又要和班主任闹矛盾的，工宣队一个班一个班换着人头摸也找不出一个。 工宣队长叹了一口气：“再找十个张铁生不难，再找一个黄帅可就难上加难了。” 正在这时，农机厂一栋家属楼上，父女两人也在议论这件事。 父亲沈金顺是厂劳动工资科科长，刚结合进革委会的革命干部。女儿沈晶上初中三，班主任是左娅。 该吃晚饭了。晚餐很丰富。面对满桌菜肴，沈金顺久久没有下来。过了一会，突然问：“晶晶，你们班主任学习抓得紧不紧？” “紧！一学期18篇作文，谁少交一篇都不放过。” “完不成作业的，她批评不批评？” “当然批评！”晶晶站在老师一边：“其实老师是为我们好。你想，一个班五十多个人，每次作文都是高高一大摞，她得花多少时间改？” “你少交过作文没有？她批评过你没有？” 沈金顺总想找出一点茬子。 “爸爸你怎么啦？平时从不问我学习情况，今天突然关心起我来了。” “爸爸是该关心你了。关心你也就是关心爸爸自己。” 妈妈和晶晶一时都没有听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吃过晚饭，在客厅里沈金顺继续试着给女儿启发，做工作。 “晶晶，我知道你是好孩子，好学生，学习成绩一直在前十名。可你想过没有，毛主席对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要求是又红又专，光学习好，又红又专是很危险的。” “爸爸，你说我学习好是“只专不红”是不是？” “当然不是。爸爸只是希望你在学校各种政治运动中敢冲，敢闯，敢革命，敢造反，做一个真正的毛主席红卫兵。……”沈金顺的话没有说完，就被女儿打断了： “爸爸，你这些老调调，报纸上登的多了，学校里工宣队讲的多了，怎么到了家里还要听你这许多唠叨！” 爸爸一时语塞。过了一会才又继续谈下去。 “晶晶，这两天你们学校学黄帅材料了没有？” “学了。她的信，她的日记，还有报纸上那么多评论都学过了。” “你觉得怎样？” “好！不简单。一个小学生的信都能登上这许多报纸。特别那封信，说什么“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这些话，哪像是一个小学生写的。 “你能写得出来吗？” “我写不出”晶晶老老实实承认。 “为什么？你们学校就没有‘师道尊严’吗？” “没有。我们学校老师在文革中挨批挨斗，还挂牌子，戴高帽子，早就没有师道尊严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黄帅勇敢地和她的班主任作斗争，决不仅仅是师道尊严问题，而是对整个旧教育制度复辟的反抗。这种复辟在你的班主任身上就没有表现吗？” “……”沈晶被问住了，她的确从来没有想过要和她的班主任作斗争。“爸爸，左老师对我们要求严也是旧教育制度复辟回潮吗？” 沈金顺说：“孩子，复辟回潮表现在多方面，爸爸希望你认清形势，擦亮眼睛，立即像黄帅那样，投身到反潮流的大军里来。 沈晶没有回答，陷入深深的苦思之中。 第二天，工宣队办公室的门被沈金顺轻轻推开了。 “有什么事吗？”队长老金问。 “是这样，我是初三（一）班学生沈晶的父亲。现在是电机厂劳动工资科长。黄帅材料我们全家写了震动很大。我们全家都希望沈晶能在这次运动中，像黄帅那样成为我们学校的反潮流闯将……” “那好呵！”老金兴奋起来。工宣队正为找不到一个合适人物发愁，现在却自动送上门来了。 “不过“，沈金顺嗫嚅着：“沈晶思想还没有做通。希望工宣队能帮着做做工作。沈晶在学校里比在家里听话。” 送走沈金顺之后，老金立即把分管初三班的工宣队员找来，认真地分析了全部情况。 ――班主任，左娅。家庭出身，资产阶级。教龄，20年。工作表现，一贯狠抓基础知识教学，为了摸索加强“双基”经验，主动要求从高中调到初中班搞“试验田”。 “这真是地道的反面人物”老金一拍大腿。“就把左娅当活靶子打！” 关于沈晶和班主任划不清阶级立场问题，“操”！老金说：“这不就明摆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青少年的斗争吗？！”老金信心百倍地给工宣队员布置：“我们大家都做工作！不信我们从资产阶级怀抱里把一个小女孩拉不过来！” 从早到晚，沈晶在工宣队办公室轮番接受疲劳轰炸式“教育”。 “沈晶，你知道当一个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最低要求是什么吗？” “沈晶，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只学不用，是对毛主席最大的不忠！” “沈晶，你要勇敢向旧教育制度宣站，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你们班主任那一套，早该受到彻底批判了！ “沈晶，你不要先看自己一个班，要放眼世界，全世界还有百分之九十劳动人民等着我们去解放，你要下定决心，革命到底，紧跟毛主席，世界一片红。” “沈晶，你要像黄帅那样，站在教育革命的大潮最前端，当我们西安市的“黄帅”。 “我能行吗？你们要我做些什么呢？” “能行！学校要召开一个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回潮大会，你要在会上重点发言，用亲身经理揭发班主任对对你的假意拉拢，真心毒害！” 沈晶心乱如麻。她感觉到一边是工宣队为代表的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是班主任左老师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听毛主席话是不会错的，可左老师为什么一定要站在毛主席对立面呢？ 离开工宣队办公室前，老金给沈晶打气：“记住，毛泽东时代的红卫兵，人人都要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决不可当小绵羊。” 回到家里，爸爸满心欢喜地对沈晶表示：“大会批判发言稿爸爸替你写！” 沈金顺心里有个小九九，“这个发言稿如果在《陕西日报》一登，《人民日报》再一转载，不但女儿立地成名，自己在厂里也一定众人仰慕，地位陡增，前程光明，提拔有望”。 回击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誓师大会在学校大礼堂如期举行。红幅高挂，语录林立。高音喇叭一遍遍播放毛主席颂歌，一遍遍朗诵毛主席语录，气氛既庄严，又热烈。 省、市教育部门领导来了。各兄弟学校领导来了。带着摄影器材的新闻记者前前后后忙碌着。妈妈陪着沈晶坐在台前第一排位置上。看着女儿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妈妈心思不宁，总觉得会有什么不祥事端要发生，一步也不离开女儿。 大会在会场起立齐声高唱“东方红”歌声中开始。接着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本来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程序在林彪叛逃后取消了。 接着是工宣队长致辞，他的发言不长。在历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流毒对青少年的毒害时特别点了左娅的名。 沈晶看到被押在台上站在一群头发花白的老教师中她的班主任衣着端庄，头发乌亮。稍为有点发黄的脸庞上，目光淡然，漠然，竟像一尊超凡脱俗的腊像。 当主持人宣布沈晶上台揭发发言时，人们看见沈晶从母亲身旁站起来走上舞台，慢步经过她的班主任面前时，没有看她一眼就快步走到麦克风前讲起来了。发言稿折叠着放在麦克风旁没有打开。 揭发发言声调平稳。她历数了她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在教学中的种种表现，讲了她对学生极严格的制度管理，讲了她如何加强对语文基础知识的重视，特别讲到每次作文本批改好发下去后看到在她作文本上密密麻麻的批语时，她总感到有一位慈爱的母亲在对他谆谆教诲和殷殷期望，讲着讲着珍珠般的眼泪成串掉了下来。正当台上台下一片愕然的时候，沈晶“哇”的一声大哭，转过身子，发疯似跑出会场。 当人们乱糟糟离开会场时，工宣队员把默默站在台上的左娅扶持着拉下舞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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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台风眼－－风暴前夕
住在沿海地区的人都知道，每次台风来临之前，总有一段时间不长，但却宁静得出奇的日子。 这就是台风眼。 从蔡家坡调回西安的左娅，正是在文革前夕，度过一生极为难得的忙忙碌碌而又安宁、平凡的日子。
在陕西省教育厅，接待左娅的还是十年前把左娅派到蔡家坡的那位人事干部老朱。 老熟人了，谈话气氛很随和、亲切。 “当年把你派到蔡家坡去，是出于党对工人阶级文化提高的关怀。没想到你在下面一下子就当了十年扫盲教师……” “其实，这十年我也是有不少收获的。我教工人学文化，也从工人那里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既当老师，也当学生。交了不少工人朋友。” “你在下面的情况，后来我们才知道。当初我对你们领导交待过，工资待遇要和西安重点中学教师一样，怎么就把你和一个农村调来的小学教师放在同一档次？你怎么也没有向我们反映？” “工资多少我的确没有考虑过。反正我们两人的工资根本花不完。有意思的是我和我爱人同时毕业，同时进厂，他的工资却比我多20个工资分。也许，我的顶头上司身在工厂，脑子里却装的是农村劳动评工分的老规矩，男劳10分，女劳8分，男强女弱。农村这样，工厂也一样。”左娅轻描淡写，并不当一回事。 “大学毕业生，工作这样安排，复旦大概不会有第二个人了” “怎么没有第二个人呢？我爱人不就是第二个人吗？”左娅调皮地笑着回答。 “你回来很好，老朱也笑了。这里重点中学语文老师很缺，特别是解放后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教师。这次，我们打算把你派到西郊的安华中学去，这是省上的老重点了，基础好，每年招生都是从各县尖子生中选拔上来的。省上领导的孩子也都安排在这里就读。高考录取率一直居全省榜首。”老朱说罢，不经意地停了一停。接着又说：“就是离市区远了一些，交通有些不便。不知你意下如何。” 左娅走进这所学校时，已是快放寒假时候。这年冬天，天特别冷，“三九三，冻破砖”，家属区小平房墙基的青砖，真的被冻裂了许多。 这是个大杂院。除了学校教师外，也住有附近工厂里的一些工人师傅，彼此相处得和和美美，极为融洽。 不久，左娅爱人又被省教育厅借调去搞一项调查工作，经常出差在外。这样，家务重担便由左娅一个人挑起来了。 家属区离学校约有三、四里路。左娅跟前除了在蔡家坡出生的老二之外，还有一个不到两岁的小佳佳，实在招呼不过来，便寄养在附近一个退休老工人家里。这家老奶奶特地为小佳佳养了一只母鸡。一听见母鸡咕哒咕哒叫了，小佳佳便爬到床底下从鸡窝里把热乎乎的鸡蛋拿出来让老奶奶煮给她吃。 日子就这样，在平凡、平缓的节奏中，一天天滑过去。 在学校，却是另一番热火朝天的局面。 1963 年，大跃进带来的三年大饥荒刚刚过去。国际风云突变，《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九篇《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苏分歧公开了。国内，“学习雷锋”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紧接着《毛主席诗词》、《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版本》相继出版发行，全国再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新高潮，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加强了。从清晨六点半“雷打不动”的一小时毛主席著作天天读开始上课、下课、买菜、做饭、带孩子、洗洗涮涮，一直到晚上才能坐下来备课、改作业。左娅窗户灯光总要亮到午夜十一、二点以后。几天也顾不上去看一看放在老奶奶家的小佳佳。 一个冬天夜晚，敲开家门，左娅正在灯下改作业。肖台裹着一身风雪回家了，左娅惊喜地接过手提包，准备帮他脱下笨重的皮袄皮帽，肖台望了一眼已睡熟的老二，急切地问：“小佳佳怎样了？这会是不是也睡了？” 在老奶奶家里，奶奶大声叫道：“小佳佳，你看谁来了？”小佳佳已睡在被窝里，两只美丽的眼睛睁得大大地，没有动。 “快叫爸爸！”奶奶急急催促着。小佳佳就是不叫。 妈妈俯下身来，贴着佳佳小脸说：“爸爸回来了，你不高兴吗？”小佳佳还是不开口。 爸妈离开后，老奶奶埋怨说：“成天说着想爸爸，想爸爸，爸爸回来了，连叫也不叫一声！” 小佳佳半仰着头抗辩说：“那他为什么戴那一顶大皮帽子呢？” 是的。这个皮衣、皮帽没有脱的高高大大的人，在小佳佳眼中，已经很生疏、很生疏了。 暑假，学校老师家在外地的多半回去了。家属区安静了许多。一些退休老人摇着大蒲扇在阴影处纳凉、听闲（han）传、消夏。也有把象棋盘直接铺在地面上，胳鸠（gejiu陕西方言，双膝弯曲蹲下，臀部不着地）着就对杀起来。 老奶奶过来串门，见左娅折折洗洗忙个手脚不停，便问：“左老师，天气这么热，你在忙什么？” 左娅笑笑：“平常上课，一点空闲时间都没有。这不，放暑假了，孩子头年冬天穿脏了的棉裤棉袄得折开，接接长，洗一洗、再絮点新棉花进去，进冬就可对付了。” 老奶奶心疼地叹道：“没想到当老师的连暑假都歇不下来。”又问：“佳佳他爸哪去了？怎么也不给你搭个帮手？” “帮手？他就在家里也帮不上！成天出差，这会又到陕北榆林去了。那里倒好，夏天不热。” 不几天，两套孩子的棉裤棉袄便洗得干干净净，加长了，加厚了，整整齐齐放到箱里去。 刚刚忙罢，又开始打浆糊，裱“被子”，给孩子做棉鞋。光把旧布料撕开，平摊在木板上，一层层抹上浆糊粘合起来，凉干，然后剪成鞋底样，再一针针纳起来。鞋面是照去年旧样子，放大，剪裁好，装进棉花，然后连同鞋底一样送到鞋匠摊上请他们“上”好，一双新棉鞋便做成了。结实、暖和、式样俊俏，谁见了都免不了夸奖一番。 左娅心地善良，手脚利索，干起活来，绝不拖泥带水。只在这时，才能依稀看出当年驰骋在复旦篮球场上那个身手矫捷被称为“野马”的女大学生的一点点影子。 在西北生活了十多年之后，左娅仍想念着家乡一些特殊食品嗜唳成癖。 龙蚤，这是一种形似大蟑螂的甲克虫。南方食品店有售，放在玻璃盒中乌黑油亮。左娅一边剥着外壳一边吃着，吴台便吓得直反胃，躲得远远地。 喜蛋，实际上是鸡场孵小鸡时没有成活的死蛋。北方人不吃这东西。左娅偶而买到十斤八斤，便如获至宝。煮熟得自己吃、教孩子们吃，还教邻居小朋友吃。那些北方佬邻居们眼见自己的孩子跟着左老师一样，剥开蛋壳，拔去小鸡毛，拎起鸡腿送进口里嚼得津津有味的样子，莫不龇牙咧嘴，看得呆了。 吴台有一次应省教育厅一个朋友之邀，到武功农学院去参观。主人殷勤地请他们到处看过之后来到养鸡场，指着刚孵化出来的纯种雏鸡说：“这是大洛克，体格高大，性情凶猛；这是菜亨，黄啄黄瓜，一年能下三百多个蛋。当问到“喜蛋”时，主人笑着说：“这些都沤了粪了。出售价也便宜，每斤二角。听说吴台要买，便叫人提了一大兜相送。吴台出于好奇，买了一只大洛克、一只蔡亨。回去给孩子们养着玩，喜蛋还是照价付了钱。 左娅看到这叽叽乱叫的小鸡，高兴异常，立即在房间里搭了个鸡笼。正当涮洗喜蛋，准备下锅煮时，意外发现一知已经成活，未能脱壳而出的小鸡。在细心地剔除粘在小鸡茸毛上的蛋皮后，不一会，一只活泼可爱的小菜亨便站在左娅手掌上扑楞着小翅膀欢乐地叫着。 这只幸免一死的，只花两分钱买来的小菜亨，便被取名叫做“两分”。 可是“两分”因为没有像鸡场那样，立即注射疫苗，养了几天还是死了。大洛克和菜亨长得很快，左娅除了喂粮食、青菜之外，还给喂核桃仁。每次把剥开的核桃壳扔下去时， 大洛克和菜亨就蹦跳着，抢着把夹在核桃壳中的桃仁啄得干干净净。 过了一时期，长到十四、五斤，高大魁伟，昂首阔步。俨然有大将风度的大洛克便成为一方霸主。大人小孩，包括左娅在内，经过她身旁时，都会遭到无端攻击。只在见了小佳佳才收敛凶相，匍匐下来等着小佳佳给他喂食。左娅几次想把她杀掉，免得四邻不安，都因小佳佳的力保作罢。 有一天，家属院里来一个鸡贩子，卖剩最后一只半大小母鸡，没人要，缠着一定要左娅买下。那是一只黑鸡，瘦小，秃顶，其貌不扬。左娅看着鸡贩子为难，就买下了。没想到小佳佳又喜欢上这只又黑、又瘦、又秃、又丑的小母鸡。小黑鸡凶猛好斗，居然敢跟大洛克对仗。毫不示弱。和邻居养的鸡更是寻衅，斗得鸡毛乱飞，自己脑门上几根毛也被啄得更秃了。左娅便替她取名叫“张秀芹”。孩子们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名字，但叫惯了，一听叫，“张秀芹”便会如飞跑回来。 好久好久以后，大家才知道“张秀芹”真有其人。那是在蔡家坡时候一个邻居。家庭妇女，仗着自己家庭成分好，便不把人看在眼里，经常和邻居吵架。文化大革命中成为造反派手下一员得力干将。武斗时更携着“三八式”在厂里四处游弋，威风凛凛，人人侧目。 暑假到了，左娅全家回上海。大洛克送给一个朋友，“张秀芹”被宰了，煮了一锅鸡汤。只有菜亨寄放在邻居家里，每天替他们家下一个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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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不和谐的音符
左娅和吴台的到来，在这个三千多人的纺织厂成为一大新闻。科室干部、车间工人、工程技术人员议论纷纷。 工人们是热烈欢迎的。他们以那时代特有的纯朴感情说：“是毛主席给我们派来的大学生”。 相当一部分工厂党政干部窃窃私议：“上海的名牌大学生派到这小地方来，不会是犯了什么大错误吧？” 不欢迎的却是左娅的同行，业校的个别教师。女人相轻，自古而然。后来的事实证明，新社会的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更凶，更毒。 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这个笼罩在左娅头上的阴影，刚解放那阵，起的作用还不明显。从上海到蔡家坡，走进革命大家庭就不一样了。 工人们不管这一套。纺织厂女工多，她们把左娅围起来，像亲姐妹一样问长问短，连左娅的服装发式都十分感兴趣。女工们多留两条小辫，进车间时把辫子往工作帽里一塞，既安全又方便。左娅留的却是“马尾巴”。长长的秀发拢在脑后，用小手帕束起来打个结，女工们觉得这样更新颖好看。在文化知识和生活方式方面，左娅都成为一部分女工心目中的偶像。 一些解放后担任了工厂领导的工农老干部，深感自己文化程度不高，给工作带来诸多不便，也十分器重左娅这样的大学生。 但是，左娅还是察觉在人群中有一些冷漠和异样的目光，像渗冷的阴风，不时地暗暗袭来，明显感到一阵阵寒意。 在左娅的革命浪漫狂想曲中，开始出现一些不和谐的音符。 最早的风波是从一片油炸馍引发的。 工厂的伙食办得很好，主食副食经常变换花样。 这天早餐供应的是油炸馍片。薄薄的白面馍片经油一炸，散发着香味，很受欢迎。左娅怕油腻，要了一片白馍走了。 不料这却成为一条“罪状”被告发到厂党委宣传部：“资产阶级小姐，连油炸馍都不爱吃，她想吃啥？！” 宣传部长是老解放区一个兵工厂的工人，对这种围在他身边经常向他打小报告的人见得多了，因此对这次“揭发”并不立即相信。当问清左娅后来又拿走一片白馍时，才慢条斯理地反问：“你说，是油炸馍贵还是白面馍贵？” “油炸馍费油，当然比白面馍贵。” “那人家不吃贵的，却吃便宜的犯什么错误？” 这件小事后来传到左娅耳中，左娅很伤心，掉了泪。 接着掀起的服装风波，左娅是有责任的，因为她的确“不合群”。 五十年代初，工人中忽然刮起一阵风，人人穿“苏联花布”。上身下身，大红大绿。老百姓本来有“红配蓝，狗都嫌”的说法，但牵扯到苏联老大哥，又说是上级布置的“政治任务”，便自觉自愿穿起来。款式也颇具地方风格，男女一式一尺八大裤腿，短短的，离脚面有半尺高。一到周末舞会上，伴着舞曲“纺棉花”的轻快旋律“纺呀、纺呀、纺呀、纺呀，一天就纺出了二斤花”红红绿绿的大裤腿摇摆着，像大蝴蝶一般，满场翻飞。 左娅没有融入到这大潮中，依旧列宁装不改。 于是又有“不能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的责难。这一次，左娅坚持了“错误”，也没有伤心落泪。“穿列宁装有什么错误？” 一九五二年年底，春节临近。左娅和吴台到人事科开好介绍信到蔡家坡镇政府领了结婚证。总务科在家属区分给一间十二平米的土坯房，借给一张双人床，一张长方桌和两个方凳。床头一块木板已脱落，木工房临时找一块白木板安上去。没有玻璃，窗框上的木格子是用来糊窗户纸的。两扇木门嵌在户枢里，搭上铁链挂个锁便可把门锁住。但稍稍用力便可把整扇门连锁一道从门枢里抬出来。 摆筵席吃喜酒是资产阶级享乐腐化的表现。婚纱照相更是资产阶级做派。婚礼革命化，学着解放区老干部的样子，把两床铺盖搬到新房里一放，给大家发点喜糖，就把喜事办了。 可是结婚毕竟是人生大事。于是在婚后第一次周末舞会上，左娅拣出从上海带来的一条红裙子穿上，表示一点喜庆的意思。 不料这条红裙子在舞会上却成为众人瞩目焦点，当地年轻姑娘是不穿裙子的。真是“一裙激起千重浪”，舞会散了，余波不尽。十几年后这条红裙子仍在人们脑海中议论不断，久久不忘。 新房虽简陋，左娅还是很满意。特地从上海买了一台带唱机的“五灯收音机”。所谓五灯就是收音机的五个真空管。这种最普通的收音机其中有一个6V6真空管要有公安部门户口证明才能出售。办完一切手续后不久，收音机就从托运公司寄到蔡家坡来了。 收音机本身机件不大。只是上面有一个调速唱盘，下面安个大喇叭，看起来却是一个庞然大物。工厂一些爱好音乐的职工常爱到这里串门，听音乐。 有人便到保卫科告密，说左娅家中人员往来混杂，还添油添醋说亲耳听见半夜里从左娅房间里传出的无线电发振声。 问题立即严重起来。6V6是通过保卫科向当地公安局开的证明。刚解放不久，人们对潜伏特务的戒备心又特别强，保卫科不敢怠慢，立即向厂党委作了汇报。 党委指示立即找个借口把这台收音机“借”出来请厂家检查一下。 一个月后，收音机归还了。专家看了以后说完全是普通收音机。至于举报人说听到的发报声，没有专门追查，也没有人相信。 收音机被保卫科“借”走后，左娅就意识到又有人向领导打小报告了。一来心中没鬼，不怕；二来经得多了，已经习惯，也就满不在乎。 进厂不久，厂里出了一件大事故。修机间锅炉爆炸，一个炉前工当场被炸死。 上级领导立即派来工作组调查处理此事。事故原因很快查明了。工作组离厂前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厂长在会上作了深刻检查，声泪俱下。最后，工作组组长讲话，上至厂长，下至一般干部齐齐骂了一遍。 骂到最后，把左娅也牵连进去。 “业校刚调来的教师，认为这件重大事故与她无关”。这位上级来的长官加重了语气：“怎么能无关？”让你到厂里来工作，给你吃饭，居然说与你无关！不给吃饭！叫你失业！打发你回老家！看你有关无关！”声色俱厉。显然把左娅当成是从农村招来的失业知识分子。 会散了，左娅马上找业校领导： “什么时候我说过‘ |